他就会回家和我们大闹,说我们偏心,说我们偷偷给老师送礼。
我和老伴没办法,只能去求老师。
好说歹说,才让老师补了张“进步奖”给他。
这事才勉强翻篇。
为了这份几乎病态般的“公平”,我和丈夫活成精密的仪器。
我们做了那么多,以为能让两个孩子都能感受到一碗水端平的爱。
可我们却忽略了,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刻度尺来衡量。
人心不是秤。
周豪越是长大,就变得越偏执越敏感。
他看不见我和老伴渐生的白发,看不见周洁的优秀和上进,
只看得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是不是比周洁小了一点。
女儿听说我们被告的事,专门从京市请假赶回来。
女儿抱住我安慰,
“妈妈别怕,他告不赢的。”
我看着女儿眼底的红血丝,心中揪着疼。
她工作忙,还要为了家里这点破事,连夜赶回来。
老伴靠在椅子上连连叹气,哀莫大于心死。
他这人好强,当了半辈子的技术骨干,从来都是别人求着他办事。
如今老了,还要被泼一身“家庭虐待”的脏水,脊梁骨都要被戳穿。
周洁安抚我们,
“我这就去找律师,爸爸妈妈,你们别担心。”
“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们家的事,他们都可以作证。”
我红着眼点头。
但我知道,其实周豪要的从不是公道。
他只是逼我们低头,他只是不高兴了就想把这个家给拆了。
我们做父母的,需要跪着把“公平”捧到他面前。"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