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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走那天,我没带周绍庭的医保卡、病历和药。
我把病历按日期装进文件袋,药物分门别类摆好,旁边压着治疗流程、护理公司电话和用药说明。
上一世,我替他跑完所有手续,周家人却把治疗不顺怪到我头上。
这一回,该交代的我一项不少,所有材料也都拍照存证。
衣柜空出一半,鞋柜里只剩他的鞋。餐桌上的双人杯,我拿走了自己的那只。
周绍庭倚在卧室门边,看了半天才问:“你住哪儿?”
我拉好行李箱,语气平淡:“轮不到你过问。”
“你左手还没恢复,住在外面谁照顾你?”
“我有工资,可以请钟点工。”
他皱起眉,语气里还带着过去那股理所应当。
“明天办住院登记,你记得带医保卡和病历。”
“医保卡在床头第二个抽屉,病历放在药箱旁边。”我抬眼迎上他的视线,“紧急联系人身份,我也已经书面撤销。以后签字、缴费、陪护,你找周家人。”
他的手从门框上放了下来。
“连这个都办了?”
“对。”
我拎起行李,没有给他继续追问的机会。
门在身后合上,二十二年的婚姻,被我留在了那套房子里。
当天晚上九点四十分,律师将书面通知发给周绍庭。
家中剩余二十二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,也是现阶段的治疗款。我明确反对将这笔钱赠与或出借给第三人。
两分钟后,周绍庭发来一张住院通知。
秦曼青的儿子在外地遭遇车祸,急需二十二万元手术押金。
医院、科室、病症,全和上一世那张通知单相同。
之前,我信了。
那时周绍庭躺在病床上,攥着我的手说:“曼青就这么一个儿子,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”
我卖掉母亲留下的首饰,又借了第一笔外债。直到周绍庭死后,我才从旧手机里翻到秦曼青儿子的动态。